比托里亚所著《教会的权力》的主旨就是驳斥路德教派的异端邪说。
在民国民法起草中，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立法原则具象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的私法精神，确立了统一的立法宏旨，改变了既往民律起草精神分裂的局面，实现了财产法、身份法原则的统一。法律史也应从其他法学学科汲取营养，注意与其他学科的协作。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则参照美国参议院的制度实践，将监察院设定为类民意代表机构，赋予其人事任命的同意权。立法技术和法典结构层面，从李悝制定《法经》、商鞅改法为律，到汉之九章、唐之律疏、明清律例，基本结构和核心理念一脉相传。但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还是改革开放后广泛取法欧美列国，中国法制和法学依然深受外部因素影响。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法律史、法学史的新一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均取得重大成绩。时人对于万国公法这类学问不过视为体用分野下的为用一端，不但并无格外青眼，甚至多数人对此学问茫无认知。
在微观制度层面，古代涤荡政治污弊、整肃纲纪的御史制度、巡按制度对我国近现代监察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制度影响，当今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巡视巡察等有效制度就深受历史资源陶养。这些规定虽然明确了中国法制史、中国旧律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等课程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但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法学的教学研究格局仍是西化的。第四，法律的效力层次规则是一国之内的法律形式中，由于制定主体、程序、实践、适用范围等不同，从而使各种法律具有不同效力。
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在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第8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主要是从法院有最终判决权角度规定了这项制度。法律效力层次作为一种法治思维方式，其意义在于提醒人们法律体系是一个内部和谐、互不抵触的体系，适用法律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有利自己的就适用，不利自己的就弃置。
六是不能强迫自证其罪。这些国家认为，法律规范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法律事实的认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法律的裁定和判决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只有程序才具有确定性，因此，他们认为形式正义优于、高于实质正义。
八是要开展下级一把手在上级党委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上述责述廉、接受评议工作，述责述廉报告在一定范围内公开。集会和结社自由（第20条）。笔者认为，以上八项内容是最起码的法治思维，不具备这些思维，就不是法律人，就无法与其谈论法律问题。中国政党领导型法治思维形成的原因，一是历史的选择。
政党晚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90多年，晚于政权建立180多年。前者是从体制内产生的党，是一会内部的医院在政治活动中逐渐联合起来而形成的政党。因为它高度浓缩，省略了某些部分条件词语，会派生出不同的理解。第四条规定，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本地区本系统治安秩序严重混乱的。
2001年5月27日，《公约》开始对中国生效。2017年1月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了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世界各国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还阐释了主权平等、沟通协商、法治正义、开放包容、人道主义等国际关系基本原则，概括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第二，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各国之间在法律上地位平等，这是独立权对外时的具体表现。
多党制起源于法国，各政党可以单独或联合参加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它是党和国家机关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就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真的自由。例如，欺诈不产生诉权，欺诈行为不得免责。国家、集团或个人对本宣言的条文不得随意解释。例如，及时做出判决是没一个好法官的职责，法律痛恨迟延。
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恩格斯以雅典、罗马和德意志国家产生的历史过程为事实依据，系统地阐述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产生的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雅典式的形式，国家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第二种是罗马形式的国家起源，罗马国家是平民和贵族斗争的结果;第三种是德意志人的国家产生途径，即国家是直接从征服广大外部领土中产生的。
3.注重对公权力实行纵向监督法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约束公权、保障私权。一是狠抓源头端预防，使纠纷止于未发。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首先是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其次是兼顾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原则。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中国为什么相对注重实质正义？一是因为中国具有重实体的历史传统。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各民主党派依法参政，而不是轮流执政。寻求和享受庇护权（第14条）。它们为后来联合国制定的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宣言和决议等人权文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一个或几个政党联合组织政府，参加政府的政党即为执政党或在朝党;只有少数议席、不参加政府的政党则为在野党，起某种监督政府并牵制其活动的作用。巡视工作虽然是纵向监督为主，但也有横向监督和逆向监督的成分，如《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第四条规定，巡视工作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在这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做法，一是建立横向的分权制衡约束机制，二是建立新闻媒体的监督机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缔约国承担的是即刻履行的义务，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缔约国承担的是尽最大能力采取一切适当方法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
关于国家的义务，《国家权利与义务宣言草案》指出，一是不干涉他国内政，这是各国相互独立的前提条件。一、中国式法治思维的共性我虽然提出中国式法治思维，但绝不是要抹杀人类社会应该普遍具有的共同性法治思维方式。
法律效果是指处理法律纠纷要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形象公正。三是法律的时间效力范围。一是采取步骤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包括用立法方法该条规定与。《宣言》认为，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为此则需要必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
与《世界人权宣言》相比，《公约》确定了几种新的权利，即：民族自决权。我们既要通过绝大多数国家都参加的国际公约寻找中国式法治的共性，也要善于根据国内外优秀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国式法治思维的个性。
从历史来看，中国先由政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然后进行法治现代化，而西方是先由资产阶级建立政权，然后是政党在议会选举中产生。但与域外相比，我国更加重视实质正义。
西方政党政治以多党竞争为主要特点。因此，本文不揣浅陋，示诸同好，以期得到批评指正。
